西方的网络自由观频遭打脸-【新闻】

沈逸

自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爆出所谓黑客干预以来，一向高举“互联网自由”旗帜的欧美发达国家，近似在一夜之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纷纷开始强调起对互联网内容的管控来。

事实上，片面强调互联网自由，不提甚至否认国家主权对网络空间的适用，是互联网和全球网络空间发展早期的特殊产物。互联网脱胎于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军用研究项目，早期互联网的发展和运用聚集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前10年，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力、资源以及观念在网络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提出“互联网自由”的概念，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奥巴马政府发表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就是这种主导地位在国家战略领域的投射。

当美国在网络空间处于霸权地位时，欧美战略决策者、技术精英及媒体界普遍相信，全球网络空间处于欧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掌控之下，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应该、可以而且必须成为欧美外交政策的工具，以低成本、单向度、绝对可控的方式，在非欧美国家，尤其是所谓“非民主”地区实施“颜色革命”。

因此，所谓不提和否认国家主权，不是欧美国家自己放弃网络空间主权，也不是放任其他国家用社交媒体来威胁欧美国家主权，而是其他国家不许利用国家主权来对抗欧美国家的渗透。换言之，全球网络空间发展早期的互联网自由，是一种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只许州官放火”式的自由，即使其中蕴含了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合理诉求，也是不自觉的、非常有限的。这种对互联网自由的片面认识，这种将少数国家谋求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的不合理诉求包装成普遍真理的做法，本质上是对互联网发展规律的扭曲，最终会遭到惩罚。“通俄门”爆发，让美国惊呼遭遇“境外敌对势力干涉内政”，这种来自社交媒体的反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对网络空间的规范化管理，应该是对之前被扭曲和滥用的所谓互联网自由的修正，是全球网络空间下一阶段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规范化管理的目标，不是切断数据流动，更不是切碎全球网络空间，而是促进全球网络空间从自发走向自觉，实现有序、健康、良性、稳健的发展。

全球网络空间发展必须造福世界人民，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对全球网络空间来说，数据的自由流动、普遍的接入权利与规范化的管理体系是并行不悖的。《联合国宪章》中确立的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同样必须实质性地适用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之中。互联互通、共治共享，让世界各国人民切实感受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福祉，才是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发展的正确方向。▲(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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